毛泽东如何讲“延安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又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万千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赢得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重温毛泽东讲“延安故事”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所讲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号召促成并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践行民主政治,探索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方法,建设“模范区”“样本区”的故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边区人民的故事。

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在讲述“延安故事”时审时度势,方法灵活,多管齐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用交谈方式讲述“延安故事”。

毛泽东的“听众”类别很多,有国内的记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国民党人等,也有国外的记者、政要、团体等。在繁忙的事务中,毛泽东抽出大量时间与他们会谈、交流,向他们讲述“延安故事”,增进他们对延安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也让各界人士成为了他的“间接渠道”,让“延安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

毛泽东极为重视与新闻记者的交流。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加上长年身处延安,毛泽东很难直接对外“发声”。记者这一特殊职业,使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笔,迅速地向外传播客观情况。斯诺曾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从斯诺开始,毛泽东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直到 1939年国民党又对边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封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回答了记者们关于抗战政策、抗战前途、国共合作、战略战术、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介绍了中共和边区的情况,同时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际国内的许多信息。“红色中国”的故事,跟随着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贝特兰、王公达、黄薇以及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记者的畅销著作,传遍了世界;也随着舒湮、邓静溪、赵超构等中国记者的真切报道,打动了无数国内民众。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民主人士、华侨领袖讲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黄炎培、陈嘉庚等。

1938年 1月,梁漱溟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到达延安。在 21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其中有两次是通宵达旦。关于梁漱溟最为关注的抗战前途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成为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中的重要观点。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到访延安。毛泽东针对国共摩擦问题,向陈嘉庚解释了中共“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表达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陈嘉庚回忆,毛泽东“嘱余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伊完全无恶意。又云:‘君到此多日,所有见过此间情形,如回到南洋请代向侨胞报告’”。陈嘉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后来在重庆、在南洋的讲演中,力陈中共的真实情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为恢复国共商谈而来的黄炎培一行。黄炎培在边区看到了距离他的理想相当近的“新世界”,并且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用“民主新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黄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经历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谈话,很快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热情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这本书避开了国民党的检查自行出版,初版两万册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毛泽东讲述的“延安故事”,也因为这本在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传播甚广。

(二)用文字陈说“延安故事”。

毛泽东认为,舆论宣传工作要为大局服务。他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枝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讲述“延安故事”时,毛泽东适时地运用纸媒的力量,把党的政策主张及时宣传出去,表明立场,扩大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针对美军观察组的宣传。

毛泽东在 1944年 6月 28日确切得知美军观察组可来延安后,当即表示欢迎。在 7月 22日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之前,《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集中刊登了大量关于美国民主自由以及中国追求民主的社论和新闻稿。

以《解放日报》为例:7月 1日,刊登华莱士题为《美国极端同情中国争取民主、独立的斗争》的讲演辞;7月 2日至 5日,“国际舆论”专栏分四期连载《中国为民主而奋斗和目前的政治危机》;7月 3日,刊登黄炎培《呼吁国人为民主拼命》的讲演辞;7月 4日,刊登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7月 7日,刊登纪念抗战七周年的社论《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1944年 8月 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改定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是毛泽东加上的。在这篇社论里,除了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这“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之外,还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

毛泽东这样做,有三层用意:第一,强烈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坚定信心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国民党的政治独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国对延安的“善意”,为争取美军观察组的支持作铺垫。

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宣传造势,确实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关注。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和“合作”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

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1945年2月8日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全体政务官员联名发出的《中国的局势》报告中说:如果美国继续坚持片面支持援助蒋介石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可能加速爆发。

(三)用事实展现“延安故事”。

毛泽东曾这样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说“请看事实”。这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宣传工作方针。

中共和边区的新闻自由给到访者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把延安与被称为“反共壁垒”的西安作对比说:在西安,“每个人仿佛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行动都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本人意志行事”黄炎培说:“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些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 ”

“请看事实”的宣传策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黄炎培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9页。)是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对外宣传的一次成功实践。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华侨记者黄薇在华北敌后待了三个多月,走了四十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向海外侨胞报道了祖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事迹。在华北某抗日根据地被营救,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的美军飞机轰炸手布希回国后,向纽约《下午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有效地组织起中国人民从事全面抗日战争,我能证明他们是打日军的。

自由的边区,吸引了更多的来访者;自信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此举,可谓“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诚恳态度和强烈自信;二能让边区的情况更加全面和具体地展现在来访者面前,让“延安故事”更详实;三也能让“延安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来源:《党的文献》